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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经异译专题性研究
2020-10-19 09:44
    梁启超在谈到“同经异译”问题时,选取《小品般若》从东汉至唐五种异译本进行对比研究,从梵汉语法、直译意译、词义辨析、译者用语特点以及释道术语相互影响等方面,初步探讨了同经异译的语言特点和译经语言的流变关系。一些研究内容对以后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指导意义,如:有关译者对直译和意译偏好的见解“初期之直译派,而其主译者皆外人,不娴汉语……初期之意译派,其主译者皆外人而略娴汉语……中国人主译后期之‘意直调和’派”,表明译经语言是逐渐走向成熟的。目前,相关问题研究仍然沿着这个思路进行。
    辛媳静志指出:“不少汉译佛典有不同译出年代及不同译者的不同‘异译。既然译出的时代不同,它们的语言也应该多少反映出各自时代的特征。所以,如果对它们仔细地进行对比研究的话,我们很可能得知语法、词汇、音韵发展演变的情况。”他以东汉支i译《道行般若经》为底本,从它的六种“异译”中挑选出几组词做对比研究,通过这几个例子初步认识了东汉译经到宋代佛典语言变化的特点。尤其注意到后代译者在重译佛典的时候,一般要参照原典修改前代译经,并更换其中的一些难词及较老的用语,这样做可能是想使译经的语言更通俗、更适合时代的需要。译经者的用语习惯、汉语水平和翻译风格对译经的词语会产生影响。如“作是”与动词构成的复合现象,早期译经中大量使用,但到鸿摩罗什以后基本不用了。又如支i多用“都卢”一词,可能就是受其汉语水平的影响,无意中使用了口语词或俗语词的结果,后代的译者出于翻译风格需要,主观上回避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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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经异译专题性研究

    辛媳静志对“同经异译”其中的疑难词语进行了考释。利用“异译”和中土文献互证,重新考辨了佛典中的一些难词,如“勤苦”一词,《大词典》释作“勤劳刻苦”,根据同经异译考释,应产同义连文的复合词,为艰苦义,早期译经中常用,从而校正了《大词典》误释。最后,笔者认为在利用同经异译时,必须采用两种观点:一是把汉译佛典里的词汇、语法与外典中用法的比较;二是把汉译佛典与它的异译或是梵语、巴利语、藏语等经典进行对比。
    胡救瑞从考释疑难词语和探求词汇变化两个方面谈到“同经异译”在汉语词汇研究上的价值。佛典的异译是对中土文献中疑难词语考释时,强有力的例证。而在探求词汇变化时,它对于“判定一些新词新义的形成、考察一些常用词演变、观察一些词义在历时中的消亡”具有重要的意义。胡救瑞特别指出“还有助于探寻汉语从单音向复音发展的轨迹”。
    胡救瑞利用《道行般若经》的不同时期的同经异译本,从误字、脱字、衍文和倒文等四个方面进行互校,校正了各种异译本中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利用对译校勘时应注意的八个问题,如不同译人所依据的原本不同、汉语水平不同、不同的翻译风格、所使用的不同词形的音译词,所使用的各种不同词形的佛学名相词语、用语习惯不同、注意佛典语言特点以及古书中的通用现象等。
    以上研究,是汉译本“同经异译”之间的对比研究,学者通过对译经语言现象的分析,概括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汉译佛典异译本与域外出土的梵文译本之间的比较研究,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少。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巴米扬地区和中国新疆分别出土了一批梵文佛典,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陈明分别对其中安世高译《七处三观经》、支i译《遗日摩尼宝经》和《阿阁世王经》进行初步研究。陈明将这些出土的梵文佛经文献与巴利文本以及汉译本互校,认为:“梵汉对勘一方面可以帮助理解音译词,即根据梵本来还原汉译本中的音译词,亦可以理解一些难词,另一方面梵汉对勘还有助于校汀汉译本,可以检出汉译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讹误。如果有不同时代的异译本,则可以看出不同译者的译语选择及其所反映的汉语的历时变迁。”如根据梵文对“五旬”和“五神通”分析,推测前人的说法可能存在失误。域外出土的梵本语料对于译经者译经风格的研究,也具有传世文献不可替代的作用。陈明利用梵本支i译《阿阁世王经》对其大量使用音译词风格的探讨:“在处理音译词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比较灵活地分为好几种情况:其一,同一个词存在音译与意译的混同使用现象。且不说在不同的佛经中,这类现象是可以解的。使在同一部佛经的上下文中,也是音译与意译同用。其二,同一个音译词的语素(音节)也不固定。如,逗和拘舍、混和拘舍罗。其三,用部分音节的译音来代替整个复合词的音译。比如,用‘僧涅’来代替‘僧那僧涅’。就意译词而言,《阿阁世王经》中的单音词与双音词的使用是不固定的,比如:刹/刹土/佛刹。又用集合名词来译原文中的分别列举的几个相关词汇。还有将专有名词译为一般的类名词。”
    梁启超概略提到“同经异译”对汉语语法的影响,例如:“将‘敢’字放在句首,当是纯袭印度语法。”目前,有关“同经异译”语法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只见到吕华萍(2006)和季琴(2007)两篇论文。季琴将“般若系”的支《道行般若经》和三国吴支谦《大明度经》中的语法做了对比研究,指出:“《大明度经》在代词的使用上较为多样化,语气词的使用频率也更高,并删掉了《道行般若经》中原有的某些句子成分,改换了个别句式。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道行般若经》偏向口语化,《大明度经》偏向于文雅化。”这表明译经风格可能会对汉语某些语法现象的形成产生影响,例如,汉语双音化的问题。支谦译经多将支i译经中的句式删节成双音结构或将某些短语缩减成双音词,如:三反作是称誉法—三叹,六反震动—六震,愚痴之人—痴人等。
    另外,还有一些语法方面的比较研究,如:陈宝勤《东汉佛经和<世说新语>中“都”的用法》(南开大学中文系编《语言研究论丛》第7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高列过《东汉佛经疑问代词“何等”“何”地位演变差异探究》(《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解植永《<修行本起经>和<中本起经>判断句考察—兼谈系词“是”的成熟时代》(《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卢红《佛教文献中“何”系疑问代词的兴替演变》(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第31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等。这些论著不属于“同经异译”比较研究的范畴,作为资料陈列于此.以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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