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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政治运动的结果之一
2020-10-17 09:42:54
    宇文岂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以灭佛者而闻名的,但是灭佛在其心中究竟有多大份量,是有很大疑问的。实则,在宇文岂眼中,灭佛不过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诸多步骤之一。即位之初,宇文岂就曾多次下诏释放奴隶战俘、提倡节俭、整伤吏治,即使在灭佛以后,他还多次下诏推行故政,如:建德六年正月宇文邑下诏拆毁北齐境内华丽的皇家园林,所得建材田园分赐民众:同年二月下诏释放北齐奴隶,安置流民;五月诏救天下节俭、拆毁一切奢华建筑:八月诏救释放罪民,减轻刑罚;十一月下诏释放奴牌、减省后宫宫女;宣政元年三月诏救释放原江陵地方奴脾。灭佛并未终止固政的推行。而灭佛的同时连带遒教一并禁断,则宇文邑灭佛的政治意图至为明显。因此灭佛不是目的,只是诸多手段之一,只要能达成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可行的。就经济层面而论,灭佛不仅使五百余万脱离政府税收体制的僧侣、寺院依附民重新成为国家编民,增5}t了国家的物质基础,数万寺院的寺产更是施行统一战争的坚实的经济后盾。既然灭佛能获致如此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于宇文邑这样务实的君主而一言,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
    除政治经济原因外,宇文琶个人的宗教迷信思想也对灭佛发生过影响。道士张宾和还俗僧人卫元篙的进言就曾对宇文邑召开御前会议产生过影响,而他们说服宇文誉的理由则是当时盛行北地的黑衣徽言。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七记载:“帝信道士张宾卫元青之赞,以傲纬黑衣当王,心忌释氏。张宾说帝曰:“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柞短,但利民益国即称佛心。夫佛以大慈为本,终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请造平延大寺,容着四海苍生。不立曲见伽篮,遍安大乘五典。以平延者,无问道俗周择怨亲。以城煌为塔寺,即皇帝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为圣众:推令德作三纲,尊曹年为上座;选仁智充知事;求勇悟作法师,是以六合无怨封之心,八方有歌周之咏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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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佛—政治运动的结果之一

    最后,佛教教团的盲目扩张及其内部的腐化堕落也是促使宇文邑灭佛的主因之一。宇文岂两次灭佛,还俗者五百余万,这一数字即使剔除道教徒及其宫观中庇护的依附民,其规模也是令人震惊的。以北齐一境而论,建德六年灭佛使原齐境内三百万人还俗,而北魏灭北齐所得人口不过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人。僧团人口竟占总人口的一成半。由于北齐文宣帝曾在全国范围内禁道教,因此这三百万的还俗者全系佛教的出家人和依附于寺院的民户。另按《通典》的记载,“后周大象(579-581)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九千六百四。建德三年五月的灭佛共使二百万僧道还俗,则僧道占北周总人口二成以上,试以北齐国内的僧众人口比例比照北周,则北周境内与佛教相关的人口也有一百三十五万。在中国古代这样以耕织为主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往往决定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强盛与否,如此庞大的教团给北方经济所带来巨大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建德三年和建德六年的御前会议上,智炫、慧远等人虽能挺身护法、激辞抗辩,但他们的争辩并不能解答宇文岂所谓佛教糜费民财、不敬父母的指责,某种程度上是默认了佛教规模过大,妨碍社会物质人口生产的事实。此外。僧团的扩张,也导致教团内部鱼龙混杂、·素质低下,乃至僧侣犯法违戒。北齐时,刘昼曾上书直言僧团内部戒律废弛,僧尼私行淫乱。邺城之会上,沙门大统等人缄默垂泪,内心之怯懦、才智之低劣暴露无遗。实际上,北朝末年的教团已然蜕变为社会的寄生阶层,不仅耗费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更严重妨碍了世俗社会的发展。就此而言,宇文誉的灭佛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影响深远,在道德伦理上也同样意义重大。
    建德法难较之太武灭佛有极大的不同。太武帝时鲜卑入主中原不久,汉化程度非常低,其对于佛教所知不多。相反,北周时期鲜卑贵族已全然汉化,统治者的个人学术修养大大提高。其次,太武帝时民族矛盾至为尖锐,而北周时民族矛盾己退居其次,宇文邑面对的最大问题只是统一华夏。第三,北周时期的佛教道教势力极度膨胀,两次灭佛还俗人士达到五百万,这一数字虽有夸大之嫌,但比起魏武时期僧尼不过八万的规模实有天壤之别。第四,拓跋煮的灭佛源于长安沙门违禁的偶发事件。而北周灭佛则经过充分的时间酝酿—七年间八次召开御前会议—显系经过一长期考虑和斟酌。因此,建德法难总体而一言是一次政治运动,虽然个中充斥着诸多其它因素,但政治方面的原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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