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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葬父墓
2022-06-27 07:19:49

    如前文第二章第四节“人口迁移的无奈期待”中所述,两宋时期由于科举制度、任官回避制度、差遣制度的完善,以及“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推行,仕宦群体的流动性大为增强,“离乡远任”、“析家迁徙”、“因官以家”的情况逐步增多,人的郡望和户籍观念也随之变得淡化和模糊,对故乡祖籍的认同并不如唐人那么强烈,宋人陈傅良就曾针对这一现象发出:“(宋人)家不尚谱蝶,身不重乡贯”的感慨。在这样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尽管在理念层面上,安葬家世祖莹依旧是大部分士人的理想葬法和终极之愿,但在人口不断流动的社会形势和逐渐削弱的故乡意识中,逐步形成或者力图归葬累世大墓确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比如南宋刘克庄就曾在《林通议遗墨》中指出过苏询、苏轼、苏辙和欧阳修卒葬异乡的事情:“然后世有宦游不能归者,老泉葬蜀,长公葬汝,少公葬颖,欧公亦不克返浅冈”。在这种情形之下,权葬多日的仕宦群体,如果其父安葬于家世祖莹之外,那么他们以衬葬父墓的方式获得最终安置不仅合乎情理,而且有时还会成为部分仕宦群体的“治命遗旨”。比如:《龙图毋公墓志铭》中便记载:

                    上海公墓,天逸静园.

                                 37.jpg

        公讳某,字某,其先河东人……国子博士、赠刑部侍郎讳某之子也……比部既倦官,未六十,脱替药以去。爱鄂杜美田,望紫阁并圭峰,筑室灌园,与其人上下击鲜酿醇,相招延,为林野之欢,远近附从之,遂为其土人……公且道疾也。嘉枯八年(1063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舍……公既死,朝廷遣其弟流乘骚迎其框归,权屠于鄂县。以治平一年(1064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所,衬先侍郎(毋浸父)之莹。

    毋堤祖籍河东,他的父亲喜欢鄂县美田,故而着籍于此。毋堤病逝后,灵枢先权葬于鄂县,待到治平元年,正式衬葬于其父之莹。

    再比如,《宋故朝奉郎尚书司门员外郎柱国赐绊鱼袋任公墓志铭》中记载:

        公讳孚……其先乐安人也,曾高而下,徒于营丘。公因宦游,卜居洛、孟间,遂为洛人……考讳惟吉,终侍御史,赠秘书少监。姚清河县太君。公即少监第二子也……受代趋朝,疾暴作,以不起闻,时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十六日也。嗣子扶其丧,权z于西京徽安门之佛舍……嗣子浸以嘉枯五年(1060年)十月十八日举公、夫人之框,合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平乐乡杜泽里,附先少监(任孚父)之莹,礼也。

    任孚先祖为乐安人,其家经过多次迁徙,最终“因官以家”,着籍洛阳。任孚病逝后先权葬“徽安门之佛舍”,待到嘉裕五年(1060年),与其妻一起衬葬于其父之莹。

    还比如,《张友直墓志铭》中记载:

        公讳友直,字清卿……曾祖裕,试金吾卫长史,稼阴城监院。乾德中,榜阴城为军,今光化是也,遂占籍焉……公,文鳃公(张士逊)之长子……无何暴疾,以己亥(嘉枯四年,1059年)七月丙辰,卒于州麻之寝……嗣子奉公丧还京师,权定城南园舍,考卜龟策,得癸卯(嘉枯八年,1063年)十月丁酉之吉,葬河南之登封,从垂相文鳃公莹,治命也。

    张友直曾祖因官占籍光化,而后其父垂相文爵公张士逊显贵,克葬于“河南府登封县天中乡之原”,张友直病逝后,暂先权葬于(京)“城南园舍”,待到嘉裕八年(1063年),其子孙遵从他的“治命”遗愿,从葬于文爵公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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