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第二章第四节“人口迁移的无奈期待”中所述，两宋时期由于科举制度、任官回避制度、差遣制度的完善，以及“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土地政策的推行，仕宦群体的流动性大为增强，“离乡远任”、“析家迁徙”、“因官以家”的情况逐步增多，人的郡望和户籍观念也随之变得淡化和模糊，对故乡祖籍的认同并不如唐人那么强烈，宋人陈傅良就曾针对这一现象发出:“(宋人)家不尚谱蝶，身不重乡贯”的感慨。在这样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尽管在理念层面上，安葬家世祖莹依旧是大部分士人的理想葬法和终极之愿，但在人口不断流动的社会形势和逐渐削弱的故乡意识中，逐步形成或者力图归葬累世大墓确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比如南宋刘克庄就曾在《林通议遗墨》中指出过苏询、苏轼、苏辙和欧阳修卒葬异乡的事情:“然后世有宦游不能归者，老泉葬蜀，长公葬汝，少公葬颖，欧公亦不克返浅冈”。在这种情形之下，权葬多日的仕宦群体，如果其父安葬于家世祖莹之外，那么他们以衬葬父墓的方式获得最终安置不仅合乎情理，而且有时还会成为部分仕宦群体的“治命遗旨”。比如:《龙图毋公墓志铭》中便记载:...

一般而言，受“聚族而葬”的丧葬形式和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封建礼制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中国人对自己的家乡和家族有着高度认同，因此，在中国人传统的丧葬观念里，“叶落归根”思想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十分浓厚，安葬家世祖莹也就一直备受重视，成为安葬死者的重要乃至首要选择。比如《礼记·檀弓上》便说:“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反葬于周”、“不忘其本”、“狐死首丘”正是对“安葬家世祖莹”这一“如礼”行为的形象表达。...

在古代中国，受“灵魂不灭”思想及阴阳、儒、释、道等多家学说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将死亡视为逝者从阳间到阴间的一种转换，而丧葬行为则是促成这一转换的关键一环。将亡故亲属进行妥善安葬的观念在我国的文化体系中源远流长，己经深入我们的民族血脉，是极为重要的社会风俗。《礼记·三年问》中便说:“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有血气之属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对待亡故的亲长，不仅要妥善安葬，还要按照礼法和亲疏关系如期服丧，其中，父母之死要服三年之丧。《吕氏春秋·孟冬纪》中也说:“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更是明确提到孝即“无违”，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在乡间社会，丧礼是维系血缘团体的一个有力的纽带(杨庆荃，2007 )，使家庭成员重新认识家庭的作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促进家庭成员的团结。...